何偉：封存在涪陵中文裡的九十年代中國

Original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2020-12-13

上次推送和大家分享了何偉在《洋人漢話：中文改變的十七段西方人生》裡寫到他最初來中國學習中文的故事（指路：何偉學中文：在有著微笑毛主席的筆記本上記滿關於錢的字眼），今天書接前文，繼續推送接下去的節選。

《洋人漢話：中文改變的十七段西方人生》

周質平編楊玖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07

何偉在文中講述了早期和平隊志願者們來到中國後被小心地與中國人隔開，導致毫無學習中文的興趣和動力，語言進步得也十分有限；之後社會逐漸開放，卻又面臨外國人在街頭受到特別關注乃至騷擾的情況。「我在涪陵足足過了六個月才培養出足夠的耐心和鎮定來對付人群的目光，而過了這一關以後，我的中文就顯著地突飛猛進。」

原本以為中文難學的原因是語言複雜，但沒想到政治才是最大障礙；來涪陵後所有中文到達高水平的人事先都沒學過中文，原本已有不錯中文基礎的反而因為四川方言和從前所學不符而進步很慢——文中充滿了這些有意思的細節。尤其是何偉談及和平隊的女性志願者學習中文成績遠不及男性志願者，其背後所反映的，是當時中國女性面臨的困境和不平等。

「人們說話的方式無窮無盡；地點不同、時間不同，語言都隨之變化。我在涪陵學的中文已不存在了⋯⋯」，涪陵的中文不復在了，但何偉的文字留下來，成了時代的印記。

涪陵中文與後革命阿拉伯文

——身份語言學（節選）

何偉

談到學習語言的價值時，我們往往著重其結果。學習的行為著眼於將來：今日一個學生投入時間與精力，預期明日——將來——她會獲得溝通流暢的種種利益。但是對中國和平隊的志願者來說，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卻很少有明日的意識。我們為什麼要學中文始終不很清楚，事實上多數人並不學。我自己努力學習的原因很多，但基本動機純粹是學習的過程。對於我，學中文的行為具有很高價值，因為我不止學到了語法和詞彙，也學到了許多有關涪陵、中國、甚至和平隊的知識。當時，和平隊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兒，對中國這樣政治與語言上這麼複雜的國家，和平隊的經驗也很少。在世界其他各地，志願者一般學語言的速度很快——其實這是我報名和平隊的原因之一。我在密蘇里中部長大，從來沒在學校上過很好的語言課，高中和大學時期也沒機會出國。我覺得缺乏國際經驗是我教育過程中的一個缺陷，而且我相信和平隊是彌補這個缺陷最有趣、最有效也最便宜的辦法。

在大部分國家，和平隊志願者與當地人密切接觸，多半很快就學會工作所需的混雜語（trade language），非洲許多地區甚至沒有什麼文字。對我來說，這是一條「未擇之路」。1991年我第一次申請和平隊的時候，還沒有中國項目，第一輪的幾次面談以後，他們決定送我去非洲。可是我得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就撤回了和平隊的申請。四年以後我再次申請，中國項目已經成立，我就被送到中國。

早期到中國去的志願者，會中國話或具備中國知識背景的很少。我的這一隊由十四個人組成，沒有一個在去中國之前學過中文。我沒上過中國歷史、政治或社會課，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也是屈指可數。我知道中文難學，以為主要的挑戰是在語言上。事實上，政治才是學習中文最大的障礙。1990年代，中國對外國人仍然極度謹慎戒懼，尤其對美國和平隊更具戒心。1960與7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激烈的反和平隊宣傳，把這個組織描繪成美國政府將發展中國家推向資本主義的工具。

不過這個描繪倒是比我們多數人願意承認的更接近事實。幾十年來，和平隊志願者已經發展出很強的特立獨行的工作文化，但這個組織在1961年冷戰巔峰期間創立的時候，是用來反制蘇聯的基層發展工作的一種愛國措施。中國人對這段歷史當然知之甚詳。所以和平隊早期團隊都很小：在未經試驗的情況下，中國是不會讓大批美國政府資助的工作人員進入鄉土中國的，並且中國拒絕把我們稱為「和平隊」——這是Peace Corps的正確譯名，而把我們稱為「美中友好志願者」（U.S.-China Friendship Volunteers）。

這就是我的中文第一課：要是一個詞有負面含義，可以用另一個說法。我們被「正名」之後，就得了恰當的住房。在世界其他地區，和平隊受訓者都住在當地家庭裡：每個準志願者分配到一個當地家庭中，在語言和文化上都與之密切接觸。在中國，和平隊起初也想說服政府，強調住進當地家庭對志願者多麼重要，但是這個交涉很快就夭折了。1990年代中國官員怎麼會讓由政府派來的美國人住在中國人家裡，滲入當地社區呢！因此在訓練時期，我們每天學英語教學法，上四小時中文課，而晚上就被鎖在「外辦」——外事辦公室。「鎖」這個詞不是比喻。我們住在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的校園裡，熄燈以後，大樓大門就用粗鐵鍊和掛鎖鎖住。

1996年，在涪陵生活的何偉

即便是和平隊本身對學習中文也有不同的看法。當時的中國總主任史威廉（William Speidel）是一位漢學家，過去負責過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平隊的全國總主任通常有公共機構的工作背景，但是中國太特別、太複雜，因此和平隊決定請一位專家擔任領導。史威廉極力鼓勵志願者學中國語言。他指派一位語言學家特地為四川的志願者編寫了一本入門課本，其中有一章專講四川方言。他也說服了和平隊在志願者分派到工作地以後，為他們支付私人課程的學費，而這在其他國家並非常規。史威廉甚至指令和平隊付學費，讓志願者在教英文兩年之間的暑假在中國的大學上課，這在世界其他各地從無先例，因此一直有人反對史威廉的做法。果不其然，他們在我同期隊友在中國的服務結束後不久，就取消了暑期語言資助。至少有一次，史威廉自己掏錢支付了一位志願者暑期的學費。

然而，最令人吃驚的是，這項資助——北京、西安、昆明各地大學暑期中文課程的全部學費，遭大多數志願者拒絕。在我的隊裡，十四名志願者中只有五名申請，上一批志願者之中只有兩名上課。中文的意義——不是這個詞的意義，而是這個語言本身的意義——在當時與今日是大不相同的。最近我與馬夸特（Christopher Marquardt）聯繫，他是早期志願者中中文學得非常好的一位。他是和平隊的第四批，在1997年到了中國。我問他學中文的動機是什麼，他回答道：中國當時不那麼「熱」，為個人利益而學中文的誘因不如現在強。在我個人來說，我是受文化的吸引而去中國的。我估計在其後的團體中，動機可能轉移到商業方面，或者為商業機會而學習語言。

現在許多美國學校裡都有雙語項目，父母提到孩子學漢語成了地位和抱負的標記，很難相信僅僅不到二十年前，看法竟有這麼大的不同。在1990年代多數人看來，中國繁榮發達似乎是不可能的，生活在四川偏遠城市的外國人尤其這樣想。但是與多數和平隊的隊友不同，我卻有個模糊的奇想，覺得學中文對我的事業可能有所助益——我想將來當作家，當時我對小說比新聞工作更感興趣。我相信學一個困難的外語對以寫作為業的人肯定是有利的。可是我從來沒想過學中文會有什麼金錢上的好處，雖然我的詞彙單裡有不少關於錢的字眼，我倒是從來沒預料到中國會變成許多富豪和成功企業的基地。儘管我在毛澤東筆記本裡把那些詞兒羅列成行，但我還看不出字裡行間的意思：

他對錢垂涎三尺—he drools over money

貪心、貪婪—greedy

貪污—to embezzle

他崇拜金錢—he worships money

在我那一批團隊之前，有另外兩批和平隊去過中國。這些團隊共有近三十名志願者，但只有一個在停留四川期間中文達到了高水平。其他人也進步到流利的程度，不過是在離開和平隊之後。這個情況反映了動機與信心的重要性——要學好一個語言，必須相信這是可能的，必須相信這是值得的，而早期到中國的志願者在這兩點上都持否定態度。我從沒見過第一批團隊中文說得極好的那個人，他可是個傳奇人物。和平隊的中方人員提起他總是肅然起敬，認為他能把這個絕無可能學會的語言學好，肯定是個奇才。

另一方面，美方人員對他的評價則有點兒欠佳。這個志願者顯然不太容易相處。美方人員感覺他沒盡全力教英文，跟其他志願者的互動也不好；他幾乎整天沉迷在學習中文上。除了史威廉以外，其他美國人員的中文都不行，而這些不說中文的對這位年輕志願者的表現特別不滿。不過，美方的批評也好，中方的讚美也罷，當中所傳達的訊息都一樣：學中文是個不正常的行徑。

涪陵烏江

* * *

然而，在第三、四、五批和平隊志願者時期，這種態度開始轉變。每一個團隊都有不少人中文學得挺好，而且其後幾年越來越普遍。這個現象反映和平隊逐年成熟，也反映了四川和重慶政治與文化上氛圍的變化。我參加後不到十年，中國政府終於同意讓受訓者住進當地家庭，現在已成為所有志願者的標準居住方式。同時，對中國語言的價值也有了更高的認知，因此後繼的幾批志願者更熱誠地學習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考察早期團隊的情況是很有指導意義的。我們發現，預先學習中文與志願服務時期的習得結果是沒有關聯的——事實上，所有達到高水平的人事先都沒學過中文。有幾個志願者在抵達中國之前已經有了扎實的中文基礎，或是在課室學會或是住過臺灣，但受到四川方言的干擾而進步很慢。他們對中文已有定見，發覺現實與預期不符的時候就很難調整（當年普通話在四川和重慶遠不如今日普及）。過去接觸過外語或國際化環境似乎也不重要。有一位成績極佳的年輕人在明尼蘇達貧困的拖車社區長大，上的是當地的小州立大學，加入和平隊之前從來沒出過國。

天賦肯定起一定作用。絕大多數志願者都從零起點開始，誰天生抓得住竅門立刻顯現，這些起跑特快的兩年之後也都多半是說話好手。不過這個情況不是絕對的。有些訓練期間表現特佳，到了工作地以後並不積極努力。也有的最初幾個星期苦苦掙扎，可是兩年之後卻達到了極高的語言水平，就因為他們受到激勵，全力以赴。

1990年代的四川

學好中文對女性似乎比對男性要艱難得多。這很奇怪，因為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更長於語言，訓練期間女性志願者的中文成績也往往比男性好。但到了工作地，女性在語言上幾乎從來沒有精彩表現。最初的五批團隊裡，女性占了多數，可是在十餘位中文達到高水平的人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回想起來，這也不足為奇。我當初學中文和跟人聊天的地點——茶館、飯店、公園，都是男人的天下。當時四川的女人是很少有公開的社交活動的，男人一塊兒幹的事兒——喝酒、抽煙——對女人都是禁忌。結果男性志願者被邀參與社交活動的機會就多得多。

我最近跟馬夸特聯繫，他跟一位女性志願者一起工作過，談到她對這類狀況的反應，「我記得待遇不同真的惹惱了她，」他說：「受到差別待遇讓她受到很重的打擊。」在那個時期，街頭騷擾幾乎是外國人的日常遭遇。多半的騷擾基本上沒有惡意——無論到哪兒都有人圍觀，對老外喊Hello!。可是這類行為讓我們疲於應付，有時惹人惱怒，也偶爾讓人害怕。作為一個志願者，要麼就學會對付騷擾，要麼就老老實實待在教書的校園裡。這是我們習得中文的一個關鍵因素。中文學得很好的，無一例外都是學會了應付街頭壓力和無端注目的那些人。我在涪陵足足過了六個月才培養出足夠的耐心和鎮定來對付人群的目光，而過了這一關以後，我的中文就顯著地突飛猛進。

女性志願者要突破這個難關顯然困難得多。原因之一，就是她們受到的騷擾比男性更強烈更嚴重。我在涪陵的一位女同事甚至有人對她扔石頭，我和男性隊友亞當．邁爾（Adam Meier）就從來沒遇到過。來中國之前，她在美國見識過方式不同的街頭騷擾，可是這些經驗並不能緩解她的壓力，只是讓她更敏感、更明白潛在的危險而已。

不過就像中國生活的各個方面一樣，這個現象很快就改變了，而且比預期的快得多。過去幾年來，我回四川和涪陵好幾次，發覺對外國人的街頭騷擾已不常見。當地婦女似乎很自在地過著比我記憶中活躍得多的社會生活。這個轉變可能比我們意識到的還要意義重大——在一個經歷過大規模實際變動的國家裡，我們經常忽略了比較微妙的社會變化。我也見過不少後幾批和平隊的志願者，性別的區分似乎已經消失——近幾年來，有許多女性志願者的中文學到了很高水平。

過去用來描繪婦女的一些詞兒早就廢棄不用了。我還記得1999年我搬到北京，對服務員大聲叫「小姐！」，換來了一副不悅的臉色，可從前四川人都這麼叫。我的筆記本裡有「臭三八」這個詞兒，字面意思是：臭3月8 號，譏諷3月8日國際婦女節，基本上意思就是「賤貨」（有一次亞當看見兩個四川女人吵架，一個尖叫：「你臭三八！」另一個回罵：「你才臭三八！」）。我筆記本裡的詞條，像本地香煙公司「宏聲」的廣告底下那一串，說明有個故事當年我沒怎麼搞清楚：

一握宏聲手永遠是朋友—To have a Hongsheng in your hand is to have a friend forever

娼妓—prostitute

允許—permit

賣淫—to prostitute oneself

私娼—unlicensed prostitute

英文版同步上市喲

Wittgenstein, A One-way Ticket and Other Unforeseen Benefits of Studing Chinese

Edited by Perry Link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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